第二百四十八章 帝国隐患

    病骨支离纱帽宽，孤臣万里客江干。

    位卑未敢忘忧国，事定犹须待阖棺。

    天地神灵扶庙社，京华父老望和銮。

    出师一表通今古，夜半挑灯更细看。

    ——《病起书怀》陆游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虽然虢国夫人是这场土地盛宴的最大收益者，但身为人君，很多事还要以大局为重。

    玄宗思来想去，还是不踏实。如今，大唐四海升平，自己大权在握，放眼天下，没有人有威望和实力能够挑战自己。但世家大族皆是百年基业，根基深厚，不容小觑。

    履霜，坚冰至。莫非他们嗅到了什么？

    这日退朝，玄宗把李林甫单独留下，询问此事。

    李相听完玄宗的顾虑，从袖中掏出一本奏折，递给高力士。

    李林甫不慌不忙回道：“回禀陛下，此事我亦有所觉察。本待将世家大族洛阳田产交易的情况全部统计完后，再报与您知。但既然您问到了，我就先将目前收集到的情况，奏报与您。

    从臣查实的证据来看，这次尾随徐太傅南下的世家，仅仅是与其平日交好的家族。洛阳一带，大部分豪族还是一切如常。虽然也有闻喜裴氏、河东崔氏等门阀大族南迁，但都是其家族中的一支，没有动摇其根本。

    此外，臣也加派了人手，暗中调查长安一带的关陇贵族。独孤家族、长孙家族等门阀，都没有任何异动。

    由此推断，这次南迁，并不是关陇贵族的统一行动。”

    玄宗翻看奏折，确实没有独孤家族、长孙家族等门阀，这才放心。

    玄宗问道：“洛阳一带，世家大族大量抛售田产，这也很反常啊？”

    李林甫笑道：“在臣看来，这是好事。”

    “哦，你且说说看。”玄宗好奇问道。

    李林甫回道：“自古土地兼并都是祸乱根源。农民一但失去土地，变成流民，就离暴民不远了。如同火星掉入柴堆，分分钟兵连祸结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，隋末的天下大乱，莫不如是。根源都在豪强地主大量土地兼并，导致民不聊生。

    而今，部分世族南迁，开垦江南，岭南，将蛮荒之地变为沃土，同时，又将中原一带田产腾出，岂不是大好。

    六部官员商议，此次田产交易，不需向朝廷缴纳银两，只要按交易土地的面积向国库上缴一定比例的土地即可。户部再将这些土地登记造册，作为朝廷的口分田，重新分配。

    朝廷所有的土地租赁给流民耕作。地上所得谷物，按比例上缴国库，剩余部分归流民养家糊口。

    如此，就可以恢复武德七年高祖皇帝时期的祖制——租庸调制：

    租：成年男丁可从官府得到百亩土地，伤残得田四十亩，寡妻得田三十亩。在这些田里，十分之二是世业田，十分之八是口分田。当受田人死后，他的世业田由户主继承，而口分田则要交还官府，重新分配给别人。受田人按照每一丁男每年纳粟二石的标准，向官府缴税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如此以来，国库充盈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天下太平。”

    玄宗听罢，点头称赞，终于放下心来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几家欢喜几家愁，在长安的另一处大院，太仆卿安庆宗将洛阳土地飞涨之事，详细禀报给安禄山。

    安庆绪听罢，沮丧道：“要不是爹爹把银矿都捐给朝廷了，这次土地盛宴，半个洛阳都是咱家的了。”

    安禄山双目放出饿狼的光芒，一鞭子打过去，骂道：“没出息的狼崽子，将来整个洛阳都是咱家的！”说罢，把鞭子狠狠丢在地上，拂袖而去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虽然洛阳最近八方来客，商贾云集，但不管市面上如何天翻地覆、如火如荼，徐太傅一行始终不紧不慢地收拾行李，做着最后的搬迁工作。

    在这一段日子里，徐太傅将平生所学，倾囊相授与白复。

    这一日，徐太傅讲完大唐的财政制度，掩卷长叹：

    “财政危机才是我大唐真正的危机！帝国财政上的隐患一直没有消除，反而在不断累积，一旦失衡，天下大乱。而经我对朝廷近年财政收支的分析预测，这一天应不远矣。所以我才力劝世家名门，尽快迁往南方避祸。”

    白复大奇，问道：“财政危机？难道不是‘杀破狼’大凶星象吗？”

    徐太傅哈哈大笑，呷了一口茶，娓娓道来：

    “从开元初年，陛下任命了一系列的贤相治国，姚崇、宋璟、苏颋、张嘉贞、张说、张九龄等人先后拜相，他们或为官清廉，或政宽刑息，或满腹文采……这些贤相辅佐圣上，共同开创了开元盛世！

    但是，这些宰相也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：他们只会劝说陛下节省财政开支，却不会帮助朝廷增加财税收入。因为他们深知，增加税负，就意味着盘剥百姓。这是熟读孔孟之学的贤相们断不能为的。

    而精减官僚机构，减少军事行动这类节省财政开支的行为，随着大唐的兴盛，陛下开疆拓土的雄心，节流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有限。

    所以，对朝廷财政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开源！

    天宝年间，每年平均的财政收入大约是：租钱二百余万缗，粟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，绢七百四十万匹，绵一百八十余万屯，布一千零三十五余万端。这些钱粮远不够维持整个帝国的运转，更别说扬我国威、征伐四夷，虽远必诛了。

    于是，另一批懂得弄钱敛财的“能臣干吏”，便进入了陛下的视野：

    宰相裴耀卿、监察御史宇文融、水陆转运使韦坚、太府卿杨崇礼之子杨慎矜、户口色役使王鉷、宰相李林甫……

    在我看来，除裴耀卿之外，其余每一位，都是让帝国财政饮鸩止渴、走向悬崖之臣。他们为了得到圣上的恩宠，不惜盘剥地方、压榨民间，更重要的是彻底破坏了朝廷正规的财政系统。

    随着吐蕃在西部的崛起、北方边事的紧张，大唐的财政已经养不起边关的军队。

    圣上不得不设立节度使，把边关的军权、财权、行政权授予同一个人，让其自己想办法养活军队，备战打仗。大明终始的蜀山悬剑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