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七九章 齐国的文治

    1655年1月23日，汉洲，建业。

    大明左副都御史、访齐使团副使黄宗羲站在大殿门口，看到里面一排排书架上布满藏书，震惊得无以复加。

    当他随着齐国文教部社科司郎中方以智来到文渊阁时，初时颇不以为然。这片建筑群看着是巍峨壮观，而且外墙窗户均采用了极其珍贵的透明琉璃，在远处青山掩映下，显得异常大气磅礴。

    若是论建筑规模，不说南京城中文渊阁是远远不如，就是昔日北京皇城中的皇史宬，那也是无法与其相提并论。但黄宗羲对此并未流露出太多的羡慕神情，齐国偏居极南大陆，虽然占地幅员辽阔，船坚炮利，武力强悍，但民不过数十万，建国也未及二十年，想必国中文风不昌，知识凋敝。因而，为了彰显其小国内蕴，才会劳民伤财，建起这片雄伟壮观（华而不实）的文渊阁建筑群。

    在一楼的观阅大厅里，三三两两分布着数十人，端坐于窗前，捧着一本本书册，认真的阅读着，不时地还会拿出纸笔，不断的誊写抄录，倒是有几分书香气息。

    待登上二楼，推开一间间藏书大厅，黄宗羲立即对“汗牛充栋”、“浩如烟海”这两个成语有了新的定义。

    书，很多的书，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书海！

    走在一排排书架中间，伸手轻轻地佛动一册册书卷，他瞬间感到了自己的无限渺小，更是对自己曾自诩博学多识而感到无地自容。

    这得有多少册书籍呀！

    “目前馆内有各类藏书约一百三十余万册。”方以智自豪地说道：“而且随着每年移民船队的返回，各类藏书仍旧在不断的增加。”

    “百万余册！”黄宗羲不由惊呼道：“这文渊阁竟然能藏书如此之巨！”

    “整个文渊阁，主要由三栋主体建筑构成，大概有四万余平方米……”

    “四万余平方米？平方米是何物？是描述建筑物大小的概念吗？”

    “平方米？哦，这個是描述事物表面大小的单位，类似于描述田地的一亩，一顷等大小概念。此乃我齐国创立（米的单位由1791年法国创立），大概是长度和宽度均为三尺多的方寸大小。至于一米这个单位，荣我稍后再与太冲（黄宗羲字）先生解释。……另外，此馆内藏书，除部分珍贵典籍和涉密图书外，均向国中民众无偿开放。”

    “此大善！”黄宗羲由衷地赞道：“适才于一楼大厅所观，发现有不少学者、士子持纸笔誊写抄录，此行径亦未不禁？”

    “凡无涉密图书，均可自由誊写抄录。”方以智微笑着说道：“若是经馆内主持允许，部分图书甚至可以借阅至家中，详加参阅。”

    “此举，可谓是我辈文人之善事。”黄宗羲不由叹道：“想我大明境内，有藏书者不知凡几，却未曾如你齐国这般，可供大众无偿观阅借读。”

    “是呀，不瞒太冲先生，当年我刚至汉洲本土，在见到文渊阁中如此之多书册，几欲疯魔，曾连续数月流连于此，不寝不食，终日翻阅各类典藏文籍。想来，甚为可笑呀！”方以智笑着捋了捋颌下短须。

    “哈哈……，密之先生（方以智字），此馆内如此之多藏书，某，也欲行此为呀！”黄宗羲抚摸着书架上的书籍，大笑不止。

    人类之所以能够走出蒙昧，并不是某个特殊人物在暴力和阴谋上多么惊天地泣鬼神。在很大程度上，是因为智慧和知识的积累，或者说是书籍的力量。客观地说，知识总量必须达到一定程度，才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力量。对一个人来说，一本书或许就足以使其“知识渊博”，但对一个社会来说，仅有一本书是明显不够的。当很多书被集中在一起，就有了图书馆。实际上，类似《永乐大典》、《百科全书》这样的多卷本巨著，本身就是一座图书馆。

   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书籍这种特殊的“手工艺品”因为其昂贵，一般个人几乎无法拥有，所以，大多数书籍都被保存在图书馆里。因为忌灯火，在昏暗阴冷的图书馆看书，绝不是一件惬意的事情。

    西方早期的图书和经卷一般都被收藏于修道院，但数量很少，也就几本书而已。直到大学的出现以后，欧洲才出现了面向世俗的图书馆，而这些图书馆的书籍也少得可怜。在13世纪中期，巴黎索邦神学院在当时是拥有欧洲最多的藏书，也仅仅超过一千册（卷）。为了防止珍贵的羊皮书被盗，这些书都用铁链拴着。

    与欧洲相比，中国的书籍和图书馆有一段可谓辉煌的历史。在官方，有西周的盟府，两汉的石渠阁、东观和兰台，隋朝的观文殿，宋朝的崇文院，明代的文渊阁等。唐以降，书院兴起，无书不成书院，极大地推动了藏书风气的兴盛。

    在大明时期，“郡县皆立学”，几乎每个官办学校都有“尊经阁”，15世纪中期，松江府学号称藏书万卷，而同一时期，剑桥大学图书馆只有122本图书，这在当时英国已算是很多了。

    其实，中国历代的图书馆其实就是藏书馆，这从老子时代就已经如此。印刷术出现之后，书籍实现了商品化，从官方到民间，藏书之风弥漫。

    不过，这些不论是皇家藏书楼，还是私人藏书楼，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有着本质的区别。其核心是“藏”，藏的目的，一是传与后代，二是保值增值，并不与阅读有多少直接关系。很多书只要进了藏书楼，就被束之高阁，与读者隔绝。书，只是一种秘不示人的古玩、古董和艺术品，而不是一种读物。

    这些藏书楼虽然保存了稀缺的书籍和知识，但它们也成为书籍和知识的黑洞，类似地主老财在地窖埋藏金银，其对公众阅读和社会启蒙并没有多大影响。

    藏书楼是家族化的典型产物，正如图书馆是社会化的结果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国传统中只有家族，没有社会。历代皇家藏书楼号称“天子讲读之所”，阁门高悬圣谕“机密重地，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，违者治罪不饶”，而私人藏书楼同样戒备森严，如齐国陆战队于宁波掠取图书的天一阁就规定，“外姓人不得入阁”，更何论借人观看。

    书籍不是用来储存的，而是用来借阅的。公共性，是现代图书馆的最大特征，它不仅保持了传统图书馆的储存功能，更加偏重于知识的传播。面向大众的公共图书馆以阅读为中心功能，从而跳出了传统的知识特权和垄断，实现了书籍和知识的社会化和民主化。

    在齐国，汉洲本土和数个海外领地，囿于条件有限，目前只在建业城修建了文渊阁这座唯一的国家图书馆。但在各地府县城镇，许多中小学堂中却是建立不少小型图书室，藏书从数百卷（册）到万余卷（册）不等，除了供学堂里的老师和在读的学生阅读参考外，亦对普通民众开放，以此来促进了民智的提升。

    不论是古代的中国，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，人们读书普遍讲究“精度”，皓首穷经是读书人惯常的态度和做法。但是，相对而言，“博读”却更能启发民智，广博的知识和通达的见闻，会使读书人更自由、独立，甚至由此得到某种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启蒙。

    启蒙与阅读都必须经由个人独立完成，因此社会的某种启蒙运动，其实也是一种阅读运动，一种解放思想的运动。不论是欧洲的先知，还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或者哲学家，他们灿若群星，以笔为剑，以书为刀，为近代（或现代）文明开光，为无数民众觉醒而启蒙。

    齐天作为一个来自未来的灵魂，要努力将陷入黑暗中的华夏民族重新带到光明的世界，为华夏民族继续保持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，深知启蒙民众，引导国民意识，建立民族概念，树立近代国家雏形，是一件多么艰巨而又非常有必要的事项。

    启蒙，是对人的文明驯化，是关于现代和民族的精神操练；没有启蒙，就永远不能从精神上进入近代（或现代），更不会有民族和国家的进步。一个未经启蒙的国家和民族，即使物质上实现了近代化，其精神也停留在黑暗的中世纪（或愚昧时代）。

    不过，在齐国境内，所有的文化，所有的思潮并非都可以不受限制的传播和扩散。在内阁政府部门中有一个不太起眼的机构--民调处。这个部门除了有反谍功用外，国内任何言论和书籍出版也都会受到它的审查和监督。但凡有反对国王、反对内阁、反对齐国政权统治的合法性，以及有煽动暴力反抗的言论和书籍，都是被严厉禁止的，甚至会被逮捕和审判。

    自古以来，权力与知识就是对立的，权力是野蛮的垄断的封闭的，知识则是文明的分散的开放的；权力来自暴力，但权力的合法性却来自知识。“人民一思考，皇帝就紧张”。思想从来没有远离过政治，早在印刷书诞生之前，就已经有了图书审查；文字与“文字狱”的历史一直难分彼此。

    齐国虽然没有秦皇的“废先王之道，焚百家之言，以愚黔首”的焚书坑儒之暴行，也没有我大清“避席畏闻文字狱，著书都为稻梁谋”的滥造文字狱，更不曾有“清人纂修《四库全书》，而古书亡”的恶劣行径，但多多少少会对民间舆论进行把控，积极主动地掌握“主流意识”的宣传。

    “此乃邸报？”黄宗羲从方以智手里接过一份报纸，好奇地打开。

    “这是我齐国文教部主持发行的《大公报》。”方以智解释道：“此报，每旬发布一期，传诸于汉洲本土和各海外领地。其中，主要刊印境内外各类重大时事，以及本土和海外领地最新发展情况，甚至还有不少普通民生琐碎小事。如此，使得国中百姓对天下大事，都能有初步了解和获悉。”

    “《大公报》？”黄宗羲看到这份四开的报纸题头几个大字下面有一行小字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，是为大公。”

    报纸上的内容主要刊登了最新境内外的消息，有齐国内阁政府颁布的《民法通典》下发全国，有桂州（今澳洲珀斯市）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再创新高，也有海外领地吕宋发生的土人战争，更有来自大明的消息，去年八月，孙可望、李定国分别在滁州、高邮遭到清军骑兵的机动打击，双双失利，不得不退回长江南岸；报纸的末版上面，甚至还有来自西洋的部分消息，如有关英荷大战的消息，奥斯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纷争……

    “这报纸，虽然只有寥寥几页，数万言，但却涵盖了众多海内外大事，让人读罢，不免为之眼界大开呀！”黄宗羲草草浏览了几页报纸，然后不动声色地将其折叠成卷条状，塞入袍袖，准备有暇时细细研读。

    “然也！”方以智点头说道：“国事，家事，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东林先生（东林党领袖顾宪成，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尊称东林先生）当年所倡之事，可尽显于此报刊之中。我齐国民众通过报刊，不仅可尽早获悉政府的施政行为和政策动向，更能了解境内外发生之大事，开拓我民众视野，启发民间之智。”

    其实，齐国刊印报纸的最大目的，是作为宣传工具和政府的喉舌，掌握民间舆论，可以说是为齐王为首的统治阶级利益集团服务的。至于，传播知识和文化，了解世界时事动态，第一时间让民众知道各地发生的新鲜事，那都是报纸带来的附属功能。

    “想不到齐国偏居南方荒僻大陆，在筚路蓝缕建设中，且又与土蛮西夷相争之余，竟如此看重文治，启发民众。”黄宗羲透过琉璃窗，看着远处苍翠的山岭，心潮起伏，“齐国如此大兴数十年，必然能傲立南洋，雄起于碧波万里之上。”

    “太冲先生，我家大王对你神交已久，想择日与你一晤。”方以智看着黄宗羲，眼中略带复杂的神色，“大王对先生所倡天下之法、工商皆本，以及公其非是于学校等几项主张甚为赞同。你来汉洲时日尚短，恐还未了解，先生所言学校之念，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，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，皆与我齐国兴办的各级学堂之理念，极为契合。想来，觐见我家大王后，太冲先生于汉洲境内所感所惑之解，将大有裨益。”

    “觐见齐王，本是我大明使者所任。”黄宗羲郑重地说道：“今日，得密之先生所言，更是恨不能立时拜见。齐王，真乃非常之人！”重庆老Q的1635汉风再起